不久前，奉贤区柘林镇新寺村82岁的村民金琴华与83岁的小姐妹胡雪琴将自家宅基房流转给村集体后，一起住进了“椿萱庭”。这是新寺村最新探索成立的宅基嵌入式养老点，配有10个床位，涵盖餐厅、医务室、活动室、休息庭院等设施。如今与5位老人同住，有阿姨照顾三餐起居，闲暇时搓麻聊天，原本独居的金琴华不再寂寞。
家住庄行镇吕桥村的徐梅芳，每天上午十点半，都会带着饭盒准时到离家不足百米的睦邻“四堂间”，在这里，她只需自费3元就能吃上“一荤一素一汤”标准的午间助餐。
一个月前，76岁的吴阿婆从徐汇区搬进位于西渡街道五宅村内的“青春里”养老社区，窗外秀丽的乡村风光，低密度的居住环境及细致的照料护理，都让吴阿婆不住感叹:“原来在农村养老能如此舒心。”
从“四堂间”、“青春里”，到“椿萱庭”养老社区，这是近年来奉贤区立足上海特大型城市郊区农村养老需求实际，逐步探索形成“多维度、契合式、可持续”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缩影。
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底，奉贤区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20.37万人，占户籍人口36.2%。持续加深的老龄化程度，农村地区日益突出的空巢化给农村养老模式创新带来挑战。农村老人究竟需要怎样的养老服务？作为乡村振兴重要的一环，农村养老如何兼顾“地缘”、“人缘”、“亲缘”？理想化的农村养老模式为何市场冷热分化明显？好的理念能否可持续发展？奉贤尝试给出答案。
从“四堂间”到“青春里”
农村养老如何打通乡村振兴再造与反哺的闭环
10月13日，秋雨迷蒙，庄行镇吕桥村的“四堂间”内热闹温暖，数十位老人围坐在沙发上聊天看剧，黑板上写着每周活动日程:量血压、唱歌、手指操……厨房里，煮饭阿姨每日都会采购新鲜食材，为老人烹煮营养餐食。在奉贤的每个村子里，几乎都能找到“四堂间”。
区别于城镇养老，农村养老服务无法回避两组实际矛盾:一是全区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中，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无法离开乡土乡邻；而大量年轻劳动力离开乡村，老人日常照料出现缺失。另一对是养老机构、社区日托等养老资源难以覆盖农村偏远地区，而农村老年人又普遍存在物质条件艰苦，生活服务设施欠缺等情况，居家养老的基本条件难以保障。
为此，自2014年起，奉贤区就在全区范围内铺设睦邻“四堂间”，通过对农村闲置民宅进行改造，使其成为老年人的“饭堂、客堂、学堂、厅堂”，为其提供助餐、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社区型互助养老服务。在地域广袤，资源相对稀缺的农村地区，“四堂间”填补了社区食堂、日托站、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场所的空缺。截至目前，奉贤已累计创建500家“四堂间”。
虽然“四堂间”更好的托举起农村在地老人的养老需求，但近年来，伴随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对农村养老服务所能抵达的范围提出了更高要求。
例如，农村宅基地是乡村振兴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近年来，奉贤持续通过宅基地流转、置换等方式增强农村产业吸引力，在此过程中，如何安置老人、农民如何养老，成了重要议题。一方面，得以“上楼”的农村老人们不愿远离故土，陌生的环境及难以适应城市生活也令其忐忑；另一方面，实际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有些村在宅基地流转后，未必能立即提供集中居住的住房，农民“上楼”存在过渡期；还有些宅基流转则以年租金的形式分发，即便租金相对丰厚，但租房对农村高龄独居老人来说并不是养老、终老的好选择。
某种程度上，这会成为乡村振兴的困境:“上楼”没能切实给农民带来幸福感；农民宅基地流转意愿度低，也会阻碍乡村产业发展的脚步。
因而，自2019年起，奉贤通过流转农民闲置的宅基房屋或利用闲置的集体资产，在各街镇相继建成6家“青春里”养老社区，探索为“上楼”老人“重建家园”，打造“住得近、住得起、住得惯”的原居养老模式。
尽管都称作“青春里”，但6家养老社区的运营模式各不相同。例如，青村镇吴房村“青春里”颐养公寓将村内闲置民宅按照统一规格改造，形成可承接出租给30余户村民的养老社区，并在周边“五分钟”核心圈内配套“四堂间”、卫生室、康复站、微公园等养老服务；奉城镇护民村“青春里”则将所有配套全部内嵌，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的养老公寓内设有医务室、长者食堂、洗浴室、阅读室、休闲娱乐室等，实现养老不必“出家门”。
浦秀村和五宅村的“青春里”按公建民营原则，委托专业的养老机构运营管理，配备行政管理人员、护理员、医务人员和后勤保障人员，为入住老人提供日间照料、长期照护及居家上门护理，其本质上是功能完善的机构型养老院。此类养老社区对全市老人开放，但本村老人享有入住优惠及补贴。
市场冷热分化，瓶颈在哪里？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同样是解决宅基地流转后屋内农村老人的安置和养老问题，不同模式的“青春里”市场冷热分化颇为明显。比如，吴房村“青春里”绝大多数租户是流转了自家宅基房的本地村民，开放至今供不应求，排队火爆；而开业近三年的五宅村“青春里”，铺设的150张床位中，目前入住率仅超过三成，其中来自上海其他区县的养老者占到了五成，本村老人仅有两位。
奉贤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坦言，后期经营中，即便上海市民政局作出政策倾斜，给予这类养老社区每个床位1万元建设补贴；奉贤区也规定了区镇两级要按照1∶1配套，给予各养老社区一次性建设补贴和前三年的运营补贴，但因入住率不理想，部分“青春里”仍面临运营上的挑战。
理想来说，“青春里”养老社区实现了农村老人“离地不失地、离房不失房”的家门口养老模式，但为何在推行上并非一帆风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曾莉曾对奉贤区“青春里”模式进行调研，在她看来，农村老人的支付能力是促成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五宅村“青春里”为例，本村老人最低床位费是每月1000元，加上最低 800元的护理费及700元的餐食费，即便减去500元的长护险补贴，每月至少也要花费2000元。而目前大多村民参与农村养老保险，每月退休金大约为1500元。“农村老人大多节俭，有时还要贴补给家中小辈，很少会舍得拿出自己一个月退休金住进养老社区。而站在内嵌于养老社区中社会化运营的养老机构角度上，即便各级政府都给予补贴，为保证服务质量及其本身营收，也很难在收费上有更大让步。”曾莉说。
机构式养老社区封闭管理的模式也让农村老人感到不适应。浦秀村75岁的村民张桂芳道出担忧:“听说出入都会受限制，我平时去地里弄蔬菜，进城去小辈家吃饭都不方便。”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于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市区老人来说，地处远郊、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青春里”并不一定会是首选。
好的模式，如何“叫好又叫座”？
要优化农村社区养老模式，对症下药很关键。今年，针对现存“青春里”养老社区运营过程中呈现的痛点，柘林镇新寺村探索创新嵌入式轻量级宅基养老点“椿萱庭”，由村集体出资，乡贤企业柘中集团为点位建设提供资金保障。“椿萱”意为父母，椿树长寿，萱草忘忧，名字由此而来。服务上，“椿萱庭”更像是“四堂间”的升级版，在为全村老人助餐、开设各类公益服务的功能基础上配备了两名工作人员进行日常管理，为入住老人增加了一日三餐及住宿管理服务。
记者了解到，“椿萱庭”以50元/天的标准，按照老人每月实际入住天数进行收费，每月最高收费1500元，而村民宅基流转的补贴费用每年在4万到6万不等，足以支付费用。柘林镇新寺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叶飞宇表示，按日收费是考虑到入住村民有时会去小辈家短住，或出门旅游，半开放式的管理形式更受老人欢迎。金琴华说，住在这里，可在客厅看电视、凑桌麻将，也能在院子里侍弄共建菜地，甚至还能走会自家原先的宅基附近与邻里聊天，“跟住在自己家一样舒心自在，只不过吃得更好了，生活更热闹了。”
为尽可能压缩成本，“椿萱庭”并不承担护理功能，因此在入住时会对老人进行健康评估，确保老人具备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不过，柘林镇副镇长杨瑛告诉记者，入住期间，“椿萱庭”会对老人的用药、住院治疗等病案也将录入档案，定期安排乡村医生、家庭医生进行巡诊，未来还将与区市级医疗级专家签约，打造老人看病就医的“绿色通道”。
如今，新寺村已有6位老人流转出了宅基房入住“椿萱庭”，其中两处已被改造为精品民宿，其余也将引入商业项目，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据杨瑛介绍，目前柘林镇迎龙村、金海村、临海村等第二批“椿萱庭”宅基养老点也已经投入建设，力争在三年内实现全镇各村“椿萱庭”全覆盖。
不过，要真正实现“抱团式”乡村养老依旧道阻且长。叶飞宇告诉记者，尽管白天有将近30位老人来“椿萱庭”吃饭，但愿意留下“住”的只有个别，观念转变仍需要时间。同时，村委会也意识到，大部分已入住的老人将面临“在养老社区终老”，这又将对养老社区未来所能承担的服务与责任提出更高要求。“虽然尚在起步阶段，但目前老人们积极的反馈给了我们持续探索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