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数智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的发展方式。”9日，全国政协委员、西南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寇纲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表示，进入数字时代后，数据便是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与不同应用场景结合，将释放出能量巨大的“数据生产力”。
全国两会期间，新质生产力受到热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寇纲认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科技创新，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在此过程中，“数据生产力”至关重要。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在规模方面，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相关报道显示，经初步核算，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将超过44%。在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中国数字技术不断创新，与产业结合愈发紧密。
面对数智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如何释放“数据生产力”？寇纲认为，要加强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尤其在科研领域，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优先解决高端芯片、高端传感器、高端工业软件、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等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制约技术，加快国产化进程，增强自主可控能力；提高数字技术的基础研发能力，围绕区块链、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等前沿技术精准攻关。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源泉，未来，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新主题，数字经济的主要场景将变成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和新型智慧城市。”在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方面，寇纲建议，要增强“颠覆和跨界”的创新意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努力把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相融合，放大相互资源的价值；同时，要把数字经济嵌入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中去，引领一系列的前沿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应用场景创新，为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内容新活力，为新兴产业带来新空间新动力。
在发展政策方面，寇纲建议加强数字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设，通过财政、税收、土地、设立风险基金等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的开发和创新；建立完善的数据资源产权制度，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交易制度体系，推动数据资源交易流通；建立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律制度，守牢“数据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