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易芝娜 图/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刘畅
所谓“虚构的才是小说”是误导
羊城晚报:据说，小说《幽暗》是您“时隔20年重返中短篇小说写作”，为什么会有“退出”“重返”？
韩东:我比较集中写中短篇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曾被评论界誉为“新状态”或“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之一。2000年以后，我开始写长篇小说，中短篇就放下了。十五年里，我写了六部长篇，其间只写过三五个短篇，中篇完全没写了。在2016到2018年，我还去拍了一部电影、导演了一台话剧，2019年又回过头来写中短篇，一直写到现在。
其实谈不上“重返”，我心里一直都记挂着写作这件事，短暂地离开也是为了换一下脑筋，写小说这件事没有完。我总觉得文学写作是无限的，在“杰作”的指向上是无限的，受限的只是年龄和体力。我一直试图在这件事上有所进展，换句话说，就是试图写得更好、再好一点。
韩东:当然，这是肯定的。在小说写作上有很多误导，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虚构，说虚构的才是小说。这个说法我是反对的。在我看来，小说不过是一种修辞方式、一种特殊的文学方式，同样的一件事，我们也可以不写成小说这种形式。小说的修辞方式包括现场感，包括对白和内心独白，包括现在时，它是一种“身临其境”。有了这些，你写的就是小说，否则就不是，或者不太是小说，或者小说味不浓。
司马迁当年写赵高和李斯密谋，还有对话，但当时谁在边上偷听？这些表现形式都产生于司马迁的小说情结。个人史自然是小说的一种原材料，你完全可以将它写成小说。当然，你写成的小说和实际的经历之间是会有鸿沟的，毕竟小说不是日记。
羊城晚报:小说集里的《我们见过面吗》《老师和学生》《兔死狐悲》等短篇都在凸显人性或人际关系的微妙和复杂性，您似乎很喜欢表现这种人情世故？为什么执着于此？
韩东:对我而言，小说中最重要的是关系，各种各样的关系，经过叙述，才可能产生你所需要的戏剧性。这倒不一定就是人情世故。人情世故是一种特定的关系，是人作为社会动物时，有关阶级沉浮的某种技巧和应对。我叙述的关系显然不局限于此，大多是属于非主流的。小说并不是教你如何做人的，它提供的是鲜活的体验。
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的初评委张惠雯评价您的作品《幽暗》时说“打通了诗歌与小说之间的通道”，您认同她的说法吗？
韩东:写诗的训练对我写小说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别的不说，首先体现在语言方面。我对语言的较真有时会达到病态的程度，对语言不好的小说我很难读进去，尽管在故事的层面可能会不错。至于我本人，从写诗到写小说的转变并不存在，我写小说的历史几乎和写诗一样长。
羊城晚报:《幽暗》中的小说确实给人以“幽暗”的感觉，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您的人生观？
韩东:一本小说代表不了我的人生观，最多能代表我的文学趣味。我对人生的看法整体是悲观的，但每一个局部和瞬间都应该乐观。
写出我知道的与塑造出不朽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写作道路的？如果不写作，您会做什么？
韩东: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并在期刊上发表了作品，那时大约十九岁吧。如果不写作，我可能会做任何事。具体的倒没有想过，也许会去修行——实际上写作也是一种修行——具体的社会性工作倒没有想过。也有可能会去做导演，但导演工作亦属于大范围的写作。
羊城晚报:一般是什么触发了您的写作冲动？
韩东:写诗很多时候出于即兴，某种程度上依赖即兴。写小说是相反的，我努力避开即兴，有所冲动也会抑制住，作为某种积蓄，越是写体量比较大的东西越会如此。活了六十多年，又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人生中累积的“素材”实在很多。我的目的就是把一些重要的人和事写出来，将其塑造成作品。实际上这是两个目的，写出我所知道的和塑造出不朽的作品，二者可望合一。
羊城晚报:您曾说自己就是要写出“现代汉语最高标准的作品”，这个“最高标准”具体指什么？
韩东:当然是我个人的指标，也是写出来之后才会显露的。我的意思是，这并无一个定义或公式，得让作品本身说话。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明白那些不是“成就”，而是差距。我们是被经典养育的一代人，深感我们和前人的差距。更要命的是，我们和他们并不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因此这距离可能是永远的。
羊城晚报:您现在选择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原因是什么？
韩东:因为量力而行。这个“量力”包括很多，体力、年龄、写作的经验和把握，以及收入状况。写长篇是要消耗体力的，必须在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也有时间成本。我目前的状况如果数年埋头于长篇写作，就会没有额外收入，生活就保障不了。不是我不写长东西，而是需要有计划地进行。
羊城晚报:写作可以教吗？
韩东:写作不可以教，但可以学，所有的作家能提供的只是启发、启示，但无法提供课程。当然也有提供课程的，我觉得按此学习成就的也只是一些写手，自觉的诗人不会依靠这些，他们得吃“百家饭”，从各处接受启示，然后结合到自己写作中，走一条独立个性化的道路。
“真爱”排序:写作、写作、写作
羊城晚报:《在码头》之后，您近年还有执导新的影视作品吗？
韩东:没有再做导演工作。
羊城晚报:很多人做好一件事就无法再兼顾另一件事，但您执导的电影也有相当不错的成绩，当年还自己做过演员。编导演，还有诗歌、小说写作，哪一个是您的“真爱”？
韩东:真爱只能是写作。导演工作有一部分我也喜欢，就是和各种智力的合作，但做导演要依赖很多其他因素，很烦人。排序是:写作、写作、写作。顺便一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编剧。
羊城晚报:作为一位写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韩东:和各行各业一样，最重要的素质是专注。天分、热爱和专注，天分是资本，热爱是动力，专注是整合前二者的根本保证。
羊城晚报:有哪些作家作品对您影响比较大？
韩东:太多了，列举不完的。大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典作家、已故大师，一部分是同一时代的作家、诗人。我最近在读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入夜的声音》，很有启发；再推荐一位当代汉语作家谈波，他的两本小说集《捉住那只发情的猫》《大胆使用了绿色》分别于2022年和2023年出版。我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写得如此之好又如此寂寂无名，与当下写作圈的主流也如此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