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化？它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社会的主流价值，一个国家博物馆，一个街头书店，一本书，一部电影，一幅画...文化的自信与传承，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一抹中国红，巴黎街头突然流淌的古筝声，世界各地对中国年的庆祝，孩子们读的唐诗，一笔一画的墨迹，木雕中的历史人物，还有我们的心。自信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它写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字里行间，也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滋养着灵魂，默默地陪伴着成长。
是《孤独》中非遗技艺的完美
姚晨阳
我的专业是上海黄杨木雕。这是一所起源于上海的民间木雕学校。创始人许小时候生活在上海土山湾孤儿艺术院。孤儿院有一个艺术工作室，来自欧洲的老师教授西方绘画和雕塑。后来，他结合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特点，创造了这种独特的非遗技艺。2008年，海派黄杨木雕被上海市政府列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是这项技艺的第四代传人之一。
上海黄杨木雕自诞生以来，就是一种融合了中西文化的艺术形式。创作者将借鉴西方素描技法，注重人物结构比例，突出形象刻画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题材的选择上，作品并没有脱离东方审美。徐的代表作有历史人物、民间故事、上海弄堂文化等通俗题材。观众看完会感叹“这不是我的童年生活吗？”
一项非遗技艺要发扬光大，光靠家族传承是不够的，还需要学校的系统教育。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绘画的基础训练。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室内设计。在这些艺术技艺的基础上，我参加了一个非遗大师教的木雕技艺传承班。只有这样我才能慢慢上手。除了向老师学习雕刻技艺和理论知识，我还经常从传统的造像艺术中寻找灵感，比如参观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黄杨木雕刻的工艺流程一般分为以下几道工序:构思、绘图、制泥、选材、切胚、切胚、打磨、装饰雕刻、打蜡抛光、座配等。木雕和雕塑的区别在于，雕塑不仅可以做减法，还可以做加法。但是木雕从一根原木到最终作品的呈现，只能做减法。如果损坏了，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要创作出令人满意的黄杨木雕刻作品，每一道工序都考验着创作者的构思、经验和耐心。
这样的中大型创作完成前后需要3-6个月。杨树属于灌木科，生长缓慢，不易长大，有些木材容易开裂。其实我的创作是从木材的选择开始的，要根据原始的木材形态，以及木材的裂纹、伤痕等客观物质条件进行设计构思。
木雕也是一项体力活动。年轻人要以选择一件事，用一生的精神，做耐得住寂寞和吃苦的人。比如木雕，不仅要有很大的体力，还要有稳定的打胚刀，防止木锤打到手上。掌握打胚工艺需要大量的练习，往往需要几年，才能掌握刀和锤的完美配合。
让遗产更传神地传承下去，我们这个行业也要瞄准年轻人接受的市场方向。现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很多传统道德题材的作品受到欢迎。今年是虎年。去年年底我们做了一批老虎元素的圆木板，是年轻人最爱的礼物。明年是兔年，我们计划进行类似的尝试。
现在作为一名木雕老师，我也通过教学来推广非遗传承。我们培养的学生，有的会去工厂做木雕，有的会参与古建筑的修复保护，有的会开自己的工作室，也有可能继承家业。不管是哪种方式，只要你坚持在这个行业有所作为，就能为这门手艺的传承做出贡献。
作为一个肩负非遗传使命的匠人，我还处于不断学习的状态，努力用作品说话，争取更多人的认可。我们这个领域从业者不多，大家都想把这个技能发扬光大。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手工艺从业者不仅要掌握精湛的技艺，更要熟练运用设计语言，将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创作，在创新中传承发展非物质技艺。
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刘纪文
我与博物馆公共教育工作的缘分始于2016年夏天。从我第一次讲解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基本陈列开始，这六年来，我已经讲了十多个展览，服务了上千观众。六年来，文物领域发展迅速，博物馆真正成为人们感受文化魅力的殿堂和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支点。博物馆展览作为实现博物馆公众教育的重要途径，其方式和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和创新。
作为一名一线志愿者，我很荣幸能够亲身经历和融入这种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各大博物馆的展览讲解服务供不应求，形式僵化。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试图在郭波解释“中国古代基本展览”时，展厅不像今天这样拥挤。当时对于讲解来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在保证讲解内容不走样的前提下，引起观众的兴趣，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展览的概念和内容。
经过多次尝试，我也总结出了一种比较适合的讲解方式:一方面，我在讲解内容中选择性地保留了一些专业的表述，主要包括一些不影响听众整体理解的学术概念；另一方面，加强讲解内容本身的深度和专业性，充分利用当下的热门词汇、热门话题、热门IP来表达，既方便理解，也有助于引起大家的兴趣。
讲解员也必须有深厚广博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地满足观众不同的知识需求。2017年春夏之交，我在国家博物馆讲解《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综合考虑展厅结构和展品布局后，我逐一挑选展品，从“全球化推动人类历史”、“体验他人存在方式”、“透过文物看历史”、“人类、环境、科技的关系”四个角度重新整合展品。在讲解之初，我就把这四个角度以问题的形式抛给了观众，让观众带着问题去观察、去倾听、去思考，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接受信息。
有一次，我遇到了两个独特的听众，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他们全程跟踪到最后。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母亲用非常认真的语气问我，我能不能单独给她儿子讲一讲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技术，因为她的孩子从小就对古埃及的文化特别痴迷。我比较惊讶，因为她的儿子看起来不到10岁，所以我反复向这位母亲强调，这些知识可能会带来某种“不适”。得到家长的保证后，我和这个小观众有了一次难忘的交流。他知道的比我想象的多，也比我想象的勇敢得多。在他眼里，金字塔、棺材、卡诺皮克罐、木乃伊都不是可怕的诅咒和厄运，而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结晶。也是那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时代真的在进步，一代总会比下一代更好。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领域的日益重视，博物馆的展览类型日益丰富，内容更加多样，这也对讲解员提出了新的工作要求。记得2021年，我在首都博物馆讲解了“长盛不衰的瑰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就展”。本次展览最难解释的是展览所涉及的技术原理的解释:也许很多听众有一定的文史知识，但很难理解包括但不限于多光谱分析、质谱、能谱、酶联免疫吸附测定等技术概念。
于是，我试图通过设计幻灯片、自制教具模型、充分结合展厅的工艺展板等多种形式，保证观众对相应技术的基本了解。在讲解的实践中，我提出问题，以引起观众对相应问题的思考，然后根据具体展品的研究或保护需求，我演绎介绍满足需求的技术手段。基于这套讲解思路，我描述了“如何用液相色谱-质谱-紫外光谱分析故宫博物院套印服装的染料成分”“如何用多光谱分析研究敦煌壁画的画面视界结构”等等，也如我所愿收获了不少观众新奇的眼光。无论是让更多的人对技术的一般原理有简单的接触，还是仅仅了解中国考古和文化工作艰辛的一面，对我的讲解来说都是成功的。
回顾我这六年的讲解历程，更多的是一种及时的缘分——我选择了发展中的博物馆领域，博物馆也给了我一个创造自己价值的舞台。在可预见的未来，博物馆仍将大踏步前进，解说工作也必须不断前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需求。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博物馆能从现在网络名人打卡的地方转变成市民文化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让参观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口号是为博物馆提供文化服务的最终目的。
一个有灵魂的小书店，就像你温暖的书房。
张峰
这家小书店里一定有某种魔力。今年夏天，《Esquire》杂志前副总编谢丁带领团队到成都做选题，采访了几家小书店。写完这个项目，谢老师辞职了，他去重庆开了自己的小书店。
在成都，我常去的一微书店是一家很有特色的小书店。疫情爆发以来，周边多家店铺的经营受到一定影响，而这家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合并”了隔壁的按摩店，扩大了经营面积。不久前，它刚刚庆祝了3岁生日。
和很多行业一样，书店也经历过经营困难期。2022年9月，成都疫情严峻，书店处境艰难。经理阿俊(Ajun)不得不发推文呼吁成员们重新充电支持。很多人伸出援手，有些人的卡里还有可观的余额，依然充满价值。没过几天，书店就转危为安了。
这说明这家书店已经有了真正深入的价值，它已经成为很多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三年里，书店举办了许多活动。很多作家来过这里分享，很多知识分子来成都也会去书店坐坐。书店虽小，却也成为了文化地标。在书店的示范效应下，以前的“按摩街”变成了文艺街区。
书店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店里的书，也不在于酒水，而在于进店的人。与厅级书店相比，你就能看出区别:走进去，你会充满敬畏，认真对待“逛书店”这件事；在里德书店，更像是在自己的书房里。
一个常见的场景是，人们会在这里遇到他们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大家直接从店里把椅子和小桌子搬到外面，点上一壶红茶，在那里聊天。这段时间会有人加入进来，往往是陌生人，人们会离开房间去浏览墙上的书。店员没有通常那种程式化的“服务意识”，大多靠顾客自助。
这种氛围让读者觉得自己是书店的主人，而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客人。这或许才是会员热衷充值的真正原因:他们在为自己的书店续命。在大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理想的书房，但你深陷其中的小书店，其实就是你的书房:它是一个开放的精神空间，每个参与者其实都是创始人。
有趣的小书店都有这样的特点。之前有个朋友开了一个漂浮的诗歌书店，我以前都往坏处想:要知道，诗歌这么小的东西，现在还会有多少人买诗集呢？但开业不久，就成了很多年轻人的聚集地。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还是有一定数量的诗歌爱好者——他们在等待属于自己的书店。
无一例外，我认识的几家小书商的经理都很有个性。他们往往为自己在选书方面的品味感到自豪。书店里的书籍数量有限，这就更有必要仔细挑选。他们一般不会讨好读者，甚至偶尔会控制不住自己，向一些客户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你想买的书的味道真的不敢恭维。
在这一点上，一个小书店真的有了自己的灵魂。在城市里，一个小小的书店只能连接同类人。这些人白天可能在写字楼上班，面相比较模糊。晚上或者周末，他们来书店做自己，每个人身上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小书店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地域和空间的限制。当然，小书店是依托于社区的，但它不是一个按地域划分的社区图书馆，而是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社区”。周边社区小书店的作用是主导性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它鼓励走进商店的人们思考并与他们的同龄人交流，而不仅仅是提供服务。
2005年刚到成都的时候，遇到一个特别勤劳的老板。他卖报纸杂志，去批发市场找些书卖，甚至还卖香烟和饮料。这个老板服务的主要客户群是某写字楼的媒体从业者。他能清楚地记住一些客户的阅读喜好，非常努力，但最后生意还是难以为继。那时候我们只能称他为“老板”，而不是真正的“书店老板”。他的店就像一个食堂，只有商品没有灵魂，因为他自己不是学者，也没有自己鲜明的思想。这是传统意义上的书店:以顾客为导向，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从而失去了个性。
现在很多新开小书店的老板都喜欢把自己的店打造成“独立书店”，自称“管理者”。与传统书店相比，他们更在乎表达。是的，一个小书店就像一个媒体，无时无刻不在表达自己。这样的小书店本身就是城市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果:城市带来的孤独感让年轻人渴望联系、交流，渴望那种让文化更易接近的真实感受。
墨香和李道香分享着他们家园的过去和未来。
石徐帆
在重视传统书画艺术的家乡，我是在墨香和稻香的包围中长大的。我出生在浦江，一个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位于浙江中部的小县城。我的家乡虽小，却被誉为“书画之乡”、“诗歌之乡”。数百年来，出生在浦江的张书旗、吴茀之、张振铎、方增先、吴山明等著名书画家，用笔墨描绘着时代的画卷。他们的故事和作品就像一本沉甸甸的历史书，每一页都被我们后辈细细阅读。
我家乡的学校，无论大小，都非常重视传承这种文化基因。我十岁的时候开始学软文书法。当我第一次走进书法工作室时，我立即被不同大小、颜色和形状的画笔所吸引。我想象着它们满身墨香，舒展起舞，行云流水，泼墨生辉。我本想学写飘逸的行书，书法老师却告诉我从横平竖直、循规蹈矩的隶书开始。笔画的练习很枯燥，老师很严格，甚至苛刻，让我想到了放弃学习。但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我逐渐体会到了隶书的满笔、轻盈、严谨、张弛的魅力。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对书法一无所知，在此期间，我获得了一个省级的奖项。
我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感受，不仅仅是学校的课程，更是一种社会氛围。对于中国画，我的第一印象来自我家乡的吴山明美术馆。美术馆就在我小学旁边，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欣赏吴山明的国画。他作品的尺度可以占据整面墙，画中的各种人物表情丰富，细致独特，连脸上的细纹都可以用水墨勾勒出来。每次游览，都被精致的国画与写意的完美结合所震撼，久久沉浸在诗与美的交融中。这个浦江的小县城每年都会举办中国书画展，有名家作品展，也有现场创作。我代表学校参加过几次这个活动。书画展的面貌每年都在变，似乎从来没有变过——变的是书法家和画家的作品内容，不变的是对原有文化的坚持。对我来说，墨香在身边，文化在心里。它教会我努力，教会我持之以恒，教会我从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汲取力量，教会我品味诗画的沁人心脾的芬芳。
如果说故乡的书画文化让人在精神上得到美的享受，那么故乡的山场作为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让我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叹古代劳动人民的精妙智慧。我的家乡在黄宅镇上山村，与山废墟有着与生俱来的缘分。2006年，我出生的时候，上善遗址在第四届上善遗址环境考古大会暨研讨会上正式命名。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很多时候，我和同伴们在明媚的阳光下奔跑，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穿梭在两座金色稻草屋顶的博物馆之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装着木炭的红陶罐、带耳朵的陶罐、平底的潘涛。我们用惊异的目光凝视着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栽培水稻，在心中无数次想象着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弯腰插秧、割稻的场景，试图体会他们为了家庭和族群的辛苦。
无论是真实的历史遗迹，还是抽象的、无形的文化技艺，这些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的元素，滋养着我成长路上的心灵。他们来自遥远的过去，却有着经久不衰的力量，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更自信，更包容，更能完善自己的人格。每当我的骄傲轻飘飘的时候，我总会拿起熟悉的毛笔，用三个手指写下一笔，心自然沉了下去。每当我烦躁焦虑的时候，我都会走进山场的陶罐，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在时空中感受似水的平静。被成长的墨水和稻香包围着，我的生活更丰富了，我的灵魂也染上了别样的色彩。未来，我将探索历史之海的更深处，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携手同行。
在“云”上，几千年的文明触手可及。
张文
现在的各种展览app或者小程序，仿佛就是通往世界各地博物馆的入口，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浏览上千种文物。通过数字化手段，人们可以仰望千百年来的虚拟世界，感受历史的沧桑，感叹先人的智慧。
这种随时随地“云观展”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的数据，线上收藏比例从2020年4月的18%上升到2021年5月的32%；在线展览从2020年4月的16.4%上升到2021年5月的22%。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角色，已经成为探索和实践科学技术、造福大众的重要阵地。大数据、云计算、5G、虚拟现实等技术构建的智慧博物馆或展览，让一面墙、一个屏幕容纳大量信息，为博物馆的发展和文物的活化利用带来了新的机遇，大大提升了博物馆对公众的服务能力，也整合了多学科、多行业、多渠道，从而促进了知识的新生产和传播。
数字博物馆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突破空间限制，拓展博物馆的展示空间。还记得2021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在第二届“文化+科技”国际论坛上说:“文物有特殊的保护需求，不可能对所有人开放，但数字资源完全可以开放。当我们的数字资源开放后，我相信会是一个爆发力，让全社会真正了解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地的其他文明。”
传统博物馆需要固定的物理空间和展览设备来保证参观者能够参观，参观者的体验受场地等条件影响很大。而数字博物馆借助数字信息技术，可以无限拓展展示空间，拉近“展品”与“观众”的距离，让文化资源“跨越山海”，为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兴趣的公众提供服务，从而实现传播的最大化。
其次，数字博物馆可以继续展览，让人们随时参与精彩的展览。长期以来，一些环境敏感的文物对保存和展览的要求很高，展览时间被严格控制。借助数字技术，“云上展览”堪称“永不落幕”，珍贵的文物和精彩的展览可以在云端“待命”，供人们随时搜索和欣赏，从而延续展览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观众不会因为错过展览而遗憾，策展团队也可以因为展厅的撤展和撤展而少一些感叹。
保存在虚拟空间的展览具有持续的社交功能，观众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收获和感受，并撰写评论为展览建言献策。展览设计者可以采纳意见，不断改进和提升浏览体验，创作出观众参与性和分享意愿强的展览产品，甚至是热点话题，使文物和历史文化在人们中保持长期深入的影响力。比如2021年，故宫博物院推出“穿越到过去:故宫敦煌特展”，仅持续两个月，远远不能满足观众对盛况的需求。然而，在线展览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参观者可以随时登录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展览平台，在展览周围旅行，分享他们的经历。
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都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元宇宙”正在重塑大众的知识学习方式、文化消费习惯乃至认识世界的形式。这座贯穿古今、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新技术、多学科共同传承文明、协同创新创造、共享文化礼物的最佳场所。也希望数字博物馆能够引领当代观众的数字文化生活，用最自然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让古老的文物“活”在当下，让年轻人感受到它所承载的优秀文化和持久魅力。